勘探南方联手西南油气和江汉油田攻坚“不整合”

十一五期末，我国汽车产能超过实际需求一倍以上，已过剩200万辆，但还有在建能力220万辆，正在酝酿和筹划的新上能力达800万辆。

如今，这个估计人数达2.2亿的农民工群体本身正在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消费者群体。的确，《中国投资参考》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收入上涨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重要消费者群体——他们的月收入在2012年累计上涨12%，达到2995元。

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55%由消费者支出贡献，预计2013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连续第三年超过投资。中国总理李克强已表示，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10年最大内需来源。就第一个目标而言，毫无疑问，农民工支出在促使增长模式由过度投资依赖型转向消费拉动型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在10多年前成为世界工厂的是农民工。李克强计划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目前这一制度将所有居民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让农民工获得城镇居民身份，从而有资格在福利分配方面享受更好的待遇

一是国际中介评级机构大肆降低中国的信誉评级。这个问题则是查诺斯和索罗斯等人唱空中国的另外几个因素的重要源头：（1）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他们讲出来最开心的消息，是下一辈的年轻人中，落户县城、落户遵义和贵阳的，大有人在。

但是，1987年湄潭首创增人不增地的地方经验，却注定让这片其实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青史留名。非要如此激进吗？老李回应，非如此不可，否则贵州农耕土地的细碎化没个头，再怎么苦干最后还是一个穷。包产到户可解温饱，于是要求政策长期不变。李菁的性格，直通通的又带点风趣，着实让我等后生喜欢。

后来研究土地转包，让我懂得一条，上期本栏给读者讲过的——使用权得不到厘清，转让权无从发育。这位省里的干部，人长得精瘦精瘦的，但能量大得与体型完全不符。

可是要厘清户际之间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又谈何容易？现在有了湄潭的这个机会，当然不会放过。我自己的兴趣，是1981年在安徽滁县调查时攒下的问号。此外调查研究也要讲机缘巧合，遇到象李菁这样对头的人，掌握真实情况的成本比较低，判断、观点的交流也比较顺畅。最早接触到贵州报来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似乎也没觉得有什么戏。

记得大家围坐一起，七嘴八舌攻李菁。是年9月，国务院正式发文确立了湄潭为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区。但是试验区究竟在哪里办、怎么办，则引而不发，鼓励各地提出，向中央申报。后来吴象拿住这句话写下一篇大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一时洛阳纸贵。

（2）减弱对农民改良耕地、投资耕地的激励。来源: 经济观察报 进入专题： 湄潭 。

只是李菁已去世，让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当年在第一线推进改革的农工部长。以后要增人的户也赞成？不少也赞成，因为那里看到这样细分土地下去，完全没前途。

那时为推进改革试验区的工作，在中央农研室设有试验区办公室，先是卢迈当头，后来杜鹰接任。至迟到1986年，贵州农口方面就认定农村土地承包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杜老(杜润生）那里呢，组织一点人马，帮助筛选、推敲各地报来的改革方案，搞得比较成熟的，才予以正式立项，最后由国务院发文，定为国家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中国的渐进改革，结果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接着就引出来一串问题。湄潭是贵州的一个县，地处历史名城遵义向东80公里处。（3）新增人口有权增地，不但把人粘在狭小的耕地上，而且还刺激各家增加人口，因为那是重新分地的筹码。

这场坚持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试验，终于可以让世人看到湄潭的贡献。这样，1982－1986年每年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1号中央文件，统共也就是五个，再也没有第六个。

遇到各地报来的改革试验方案，试验办也招呼我们研究所的人员参与研究讨论这样，1982－1986年每年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1号中央文件，统共也就是五个，再也没有第六个。

到了比赛经济的时代，遵义及其下属各县，难有机会再次名满天下。北京根据到各地的调查，先提出可办试验区，也原则提出需要进一步改革深化的若干题目。

省上的政策机关则帮助各地完善方案，最后经省委研究批准，才向中央农研室提出申报立项。这些闹革命打仗之处，交通不便利，也绝对贫困。他本人还有省农工部好几位干将在湄潭泡了很久了，情况和人头都很熟，于是引得中央农研室好几拨人马几下湄潭。后来在江西、浙江、广西、云南调查，问号依旧，也一直没有好的答案。

记得大家围坐一起，七嘴八舌攻李菁。最耀眼的亮点，也是乍听之下颇受到冲击的一个关节点，就是他们提出，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要试一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1980年的阳关道与独木桥，典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之口。就便回访当年调查过的农家，在抄乐乡欧阳兄弟的老屋，我们见到两兄弟都健在，都用上了手机。

农户人口变，承包地就跟着变，留块机动田，要不了几年也用完了。老乡能接受吗？能的，选了几个点认真摸底调查，赞成的农户超过80％。

由于贵州独特的条件，这里比别的地方更早看明白由此带来的三个负面效果：（1）耕地经营不断细碎化。中国的渐进改革，结果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接着就引出来一串问题。增人户不增地，不够吃的，不找政府吗？会找的，但我们要帮他们开辟其他的致富之路。他们讲出来最开心的消息，是下一辈的年轻人中，落户县城、落户遵义和贵阳的，大有人在。

至迟到1986年，贵州农口方面就认定农村土地承包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似乎是无解的难题，只好靠大稳定、小调整这类辨证法口号去对付。

包产到户可解温饱，于是要求政策长期不变。这里要插一个背景，该文件本来也是按1号文准备的，不料上年年底风云突变，总书记胡耀邦被更换，新年的前几号文件都轮不上谈农村问题，原来的1号文件延后编为5号。

遇到各地报来的改革试验方案，试验办也招呼我们研究所的人员参与研究讨论。杜老(杜润生）那里呢，组织一点人马，帮助筛选、推敲各地报来的改革方案，搞得比较成熟的，才予以正式立项，最后由国务院发文，定为国家的农村改革试验区。